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 东吴嘉禾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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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实施全面开放。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意义,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把握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要求,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第一,在更高层次上充分认识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重要性

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中国越发展越开放。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构建更高层次的新型开放经济体系,就是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外市场,高效利用国内外资源,形成统一、开放、竞争的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国内外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和高效全球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更高层次上建设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建设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市场规则体系,有利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是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也对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部分中低端产品过剩和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产业链不稳定不安全,与对外开放水平低、企业国际竞争力弱有关。因此,我们必须以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为根本要求,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更大程度地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扩大国际人才、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创新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以开放促改革是我们的重要经验。实践证明,开放往往会给改革带来新的动力,从而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和深水区,针对体制障碍、制度障碍和政策创新不足等“危险海滩”和“硬骨头”,要以更大的勇气迎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改革任务,打破思想枷锁和利益壁垒,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也是改革。以中国第二次加入世贸组织的毅力和决心,通过在更高层次上构建新的开放经济体系,主动开放自主开放,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加强改革制度整合,协调高效,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进人民福祉。

这是把握和利用好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需要。今天,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不遇的巨变。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外部发展环境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曲折前进。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向内看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激烈。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受到了严重影响。各国争夺科技制高点、整合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的权力体系面临变革,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体系面临重构。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新角色相比,中国整体对外开放水平不够高,国际制度话语权不强,不利于我们抓住和利用重要的战略机遇。面对外部环境的新形势,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审时度势,把握和利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更高层次上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主动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包容、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构建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这不仅是适应大势、拓展中国自身发展空间的需要,也是主动展示中国大国角色、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贡献的需要。

二是在更高层次上构建新型开放经济体系的构想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利用外资和外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发展没有止境,改革开放不能停止。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进行全面开放。

(一)实施更广泛的全面对外开放。要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改变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开放局面,引导沿海内陆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沿边开放。要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和全国特大城市对外开放的主导地位,加快全球加工装配基地向R&D、设计和先进制造基地转型,推进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形成引领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经济集聚区。完善内陆开放布局,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辐射,促进产业梯度转移,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土地、劳动力优势,促进各类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积极培育内陆地区重要的全球加工制造基地和新的增长极。加快重点港口、边境城市和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二)实施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通过一定的市场准入限制,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更广泛的领域开放,吸引更多更好的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同一个阶段竞争,这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和产业渡过难关,在更高水平上看世界,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更广泛领域的全面开放不仅包括扩大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合作,还包括深化和扩大资本、人才、科技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要素的市场化国际配置,使商品、要素等领域的开放形成协同效应,更好地发展和积累中国经济新的动能。

(3)实施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本质上,开放经济要求权利和责任对等、国际规则透明和全球治理公平。要在更高层次上建立新的开放经济体系,就必须促进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开放向规则和其他制度开放的转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要求,是深化开放的核心要义,标志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涉外经贸法律法规体系,推进规则、法规、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化开放,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商业环境。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完善,与国际社会一道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三,在更高层次上构建新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点任务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顺应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深化开放的方向,对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作出重要部署。

(一)促进行业开放。完善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施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外资在更多领域控股或独资,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推进制造业和农业对外开放,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推进服务业开放,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职能机构,与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

(二)扩大对外贸易的多样化。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综合考虑市场规模、贸易潜力、消费结构、产业互补性、国别风险等因素,引导企业开拓一批重点市场。我们将继续深化发达经济体市场,拓展亚非拉美市场,逐步提高自由贸易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扩大与邻国的贸易规模和水平。鼓励行业龙头企业提升国际化管理水平,深入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推动中小企业以主营业务为重点,转型升级,走“专业化、创新化”的国际化道路。提高产品质量,加快品牌培育,促进新贸易业态发展,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国际营销体系建设,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促进贸易发展中的作用,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在遵守法律法规、风险可控、业务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金融机构有序开展金融创新,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发挥进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积极扩大进口,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降低进口环节的制度交易成本,促进进出口均衡发展。优化进口结构,继续敦促有关国家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技术、设备、中间产品、R&D及设计、节能环保、环境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进口,扩大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优质消费品和生活服务进口。

(3)完善促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加强外商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管理服务机制,收集发布相关法律法规,获取重点市场政策和市场信息,增加外商投资合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聚焦重点国家和领域,优化国家产业布局,培育一批发展前景良好、功能定位准确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我们将继续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走出去,规范海外经营,打造中国投资品牌,树立中国投资形象,推动中国设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建设全球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推动“一带一路”优质发展,加强与国家相关发展战略、市场、产业、项目的有效衔接,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新格局,重点国家、重点项目为重点。稳步提高人民币结算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比重,扩大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中的跨境使用,拓宽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贸易投资合作优化升级,完善金融支持和服务体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特殊服务贸易,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展电子商务。深化文化交流和友好交流,建设一批联合科研平台和科技园区。

(4)促进机构开放。主要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法规、管理、标准等方面加强开放合作。要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事后监管,推进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议实施,进一步优化通关、退税和外汇管理方式,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和应用,落实减税、减费政策,营造世界级商业环境。建设高标准、高质量的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上海临港(600848)新区的引领作用,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注重制度创新,继续深化开拓差异化改革探索,加强改革试点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程度更高、营商环境更好、辐射效应更强的高地。推进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覆盖面,加快形成以周边为基础、辐射“一带一路”、面向世界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开放、包容、透明、不歧视等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谈判,建设性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5)完善涉外经贸法律法规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必然要求不断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相关领域的国内立法,促进与国际公认的经贸规则的有机联系和良性互动。要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快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促进内资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完善对外贸易调查体系,完善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提高贸易救济规则的适用能力和水平。研究建立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完善对外开放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名单管理和外商投资不可靠实体名单制度,切实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建立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加强风险监控和分析,引导企业防范风险,确保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

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实施全面开放,必将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为加快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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